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争论
▲李政道与夫人秦惠䇹在青年时期。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在上海诞生，他的原籍地是江苏苏州。作为一位美籍华裔杰出物理学家，他荣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的称号。1957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24年8月4日，他在美国旧金山安详离世，享年98载。
李政道与江青辩论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䇹重返阔别近三十年的祖国大地。彼时，祖国正沐浴在“文革”的风雨之中。李政道走访了数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不禁发现教学与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显得颇为异常，基础科学研究受到严重冷落，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径亦偏离了正轨。对此，他深感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重返祖国大地，再度审视这片热土上科研院所与高等学府的基础科学研究与科学人才培养现状，不禁感到忧虑更深。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之际，他发现该校的科研活动几乎陷入停滞，物理系所谓的“研究”活动，不过是测量电灯泡性能的简单操作。众多师生已被下派至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留在校园的少数“工农兵学员”，尽管政治热情高涨，但科学基础知识普遍匮乏，甚至有人可称为“科盲”。
李政道心情沉重之至。然而，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中，或是与各级领导会面之际，鉴于自身身份与情面，我无法直面指出所见问题，只能委婉地表达对基础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重视。作为一名深切热爱祖国、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科学家，若不将所发现的问题与改进之策提出，实难安于内心。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把握此次归国良机，向中央领导致信，郑重提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李政道日间奔波于各类会晤、考察与讲座之间，夜晚返至居所，提笔便即着手撰写建议。在撰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领域的人才培育，应从小孩时期便开始重视，需在十二三岁的少年中精心挑选出优秀学子，予以重点培养。阐述此观点，李政道渴望搜集一些实例，尤其是那些源自国内的案例，以佐证观点。然而，由于对国内现状的不甚熟悉，他暂时陷入了寻找恰当例证的困境。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䇹女士回忆起往事。
1972年，李政道夫妇归国首访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䇹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席间。江青我曾向她自豪地提及上海芭蕾舞学校在培养年轻演员方面的卓越成果。该校选拔出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让他们在舞校里既接受文化教育，又精研芭蕾舞技艺。我认为这堪称一条极其成功的培养路径。
秦惠䇹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激动不已，我向接待部门提出请求，表示今天将放弃观赏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转而希望能被安排参观上海芭蕾舞学校，一睹他们培养芭蕾舞演员的独特方式。
1974年5月中旬李政道夫妇抵达了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细致地与学校的领导、教师以及学生们交流，深入了解学员选拔的准则与流程、教学计划、学生的特长以及成长历程。此外，他们还观摩了芭蕾舞的教学课程，并欣赏了学生们精彩的表演节目。李政道满怀热情，他赞同芭蕾舞学校对少年进行尖子选拔并培育芭蕾舞演员的举措，并认为在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方面，亦可借鉴芭蕾舞学校的选拔与培育模式。
李政道在以《复旦之行感》我国应即刻开始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以及基础科学人才的培育。目标是打造一支数量虽少但素质精良的基础科学队伍，其规模仅需占据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即可。若不着力推进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面临严重乃至危险的后果。众多国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缺乏基础科学，科学创新便无从谈起。
李政道建议，我们可以借鉴选拔与培育芭蕾舞演员的模式，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众所周知，通过选拔十三四岁的少年进行集中教育，他们有望在十九岁之际便达到能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当然，这些少年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理解力极强
（2）勇于提出疑问，敢于挑战既定观点，洋溢着斗争的豪情。
（3）记忆超群。
李政道这些被选拔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旅程中，将经历严格而全面的训练。他们不仅需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还需学习语文、外语、历史以及体育课程，并适当地参与劳动实践。作为旨在培育优秀人才的学府，此类学校理应配备卓越的教师团队、适宜的教材以及先进的教学设施。李政道最终而言，鉴于我国社会制度具备相应条件，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这一建议。
成文之后，他并未即刻将稿件递交至我国相关部门。直至五月下旬，他抵达北京之际，特意拜访了老友、知名医学专家。黄宛教授，能否让他看看？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的提议堪称上乘，其见解既中肯又独到，所提出的思路更是值得深入探讨。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倍感振奋。是夜，身处北京饭店的寓所，他细致入微地以中文誊写了一份建议书，同时亦附上一封致……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中，详细阐述了他撰写建议书的初衷及其构思过程，同时表达了他对相关事宜的深切期望。周恩来总理审阅后，如认可，请转呈。毛泽东主席，请其批评。
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便是那在西南联大结识的学长，以及与他同赴美国深造的伙伴们。朱光亚先生，请取建议书及致辞。周恩来将信件一并呈报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副主任，肩负着我国方面指定的接待重任。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人大西大厅“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来信与建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审阅。对此，他表现出极高的重视。5月24日夜晚，他亲自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主持了专题会议。李政道高端夫妇会见。
参加会见者包括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名字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陪同会见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这些名字在科学史上熠熠生辉，代表着我国科技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先告知。李政道您的信件及建议已转呈毛主席审阅。“现在，能否请您先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李政道听说他呈报了建议和信。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依照周总理的指示，开始发表讲话。他首先阐述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基本定义，进而探讨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基础科学对于国家、社会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接着，他分享了自己参观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芭蕾舞学校的深刻感悟。最后，他还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从青少年中选拔并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具体建议。
在李政道阐述观点时，各位。江青显得傲慢自大。她对李政道言辞间不自觉地流露出排斥、抗拒与不耐之情，忍不住想要对他进行一番“评头论足”。
当李政道提议借鉴上海芭蕾舞学校的做法，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并培育具有科学素养的基础人才。江青“五十岁就老了？”李政道即刻回应：“难道舞蹈人才不是从幼时就开始接受培养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立即打断李政道舞蹈持续不断。李政道迅速回应道：“基础科学的研究同样具有持久性。效率最高的研究往往发生在年轻时期。因此，我们应当在年轻时便开始培养相关技能，或许是在十三四岁，甚至更早的阶段。”
李政道随后，文章对选拔与培育基础科学领域年轻人才的标准进行了详尽阐述，并提出了三项关键指标：首先，候选人须具备卓越的理解能力；其次，他们应具备坚定的斗争精神，勇于提出疑问，敢于质疑；再者，记忆力亦不可或缺。
这时，江青回敬回应道：“你所提及的选拔标准中，‘持续斗争性’这一要求颇有见地，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持续斗争性’！理解固然是必要条件，然而，持续斗争性应当被置于首位。缺乏这种持续的斗争精神，任何事业都将难以成就。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以及主席思想引领下的党的领导。”
李政道对江青对于某些观点，我或许并不完全赞同，然而鉴于这并非关乎根本原则，我便选择了沉默。然而，未曾料想的是——江青突然又高声喊起来：意识形态的议题错综复杂，然而，我坚信科学难题并不逊色于意识形态之复杂。诸位皆为科学领域的精英，大多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际崭露头角，十六载寒窗苦读，实属不易！江青显然，我们反对采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方式去塑造基础科学人才，亦不赞同从青少年中选拔并加以培养科学基础人才。江青观察会场无人应声，她意识到自己过于失态，举止显得过于强势。于是，她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以轻松的口吻调侃道：“看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呢！小谢，你来说说看吧！”
谢静宜惊愕之余，应声而出，正色道：“我以为，首要之务在于明确服务对象。”李政道这位所谓的“小谢”身份不明，我于是直接向他提出质疑：“服务人民固然值得赞扬，但关键在于如何以及凭借什么去服务人民？如何才能更高效地服务人民？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未来的应用科学将无从谈起，那么也就无法实现更优质的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道：“这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制度。正如主席所言，纵使学问渊博，若方向错误，亦如无用之木。”
谢静宜这种辩解毫无逻辑。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你误会了，他（指李政道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事。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毛主席曾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提及，一机部曾编写过一部包含41位科学家和发明家小传的书籍。书中人物不乏社会地位较低者，众多来自贫困的工人阶级。这启示我们，在人才问题上，应当摒弃陈规旧习。”随后，他转向前排就座的几位科学家，问道：“各位，有何高见？”李政道建议试验一下？
在场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在场无人发声之际，我随即表明立场：“我们不妨进行研究与探讨。”周恩来总理示意打断他的发言：“请先让科学家们发表意见。”
在江青眼前，科学家们深知一旦轻举妄动，必将遭遇巨大灾难。他们目睹了……江青美国知名科学家李政道如此骄横，无人敢吭声。周恩来科学院副院长、知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吴老，您先说。”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勿聊无关话题。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表示：“我们将对您的建议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重视。至于具体的方法，我们可以有所差异。”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实现提升。”言外之意，仍旧是不赞同。李政道我们致力于在青少年中选拔优秀人才，以培养他们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你所说的，完全可以尝试一番，毕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地“顶”李政道的建议，不宜再提。江青“顶”起，他机智地问李政道“关于从青少年中选拔并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你感觉会遇到哪些挑战或阻力吗？”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询问问题含义，今日会见。江青“顶牛”现象难道不是生动地揭示了阻力的客观存在吗？因此，李政道答：“会有阻力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返抵北京饭店的住处，他不禁发现，大众对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普遍不足。这或许正是部分人对其建议感到困惑或保持沉默的缘由所在。因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于当晚前往天安门广场漫步观赏的计划，特此用中文撰写了一份通告。《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补充》本说明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文字，阐述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李政道基础科学探讨的是宇宙自然界中各类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以物理学为例，从行星到星云，从原子到分子，乃至核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都遵循着特定的法则。这些法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共同的基本法则之上。要深入理解和掌握这些根本法则，我们必须投身于基础科学的研究。
洞悉了自然界的根本法则，我们便能够将这些法则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地加以运用，从而催生了应用科学。当今的应用科学，正是建立在过去基础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上。那些如今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应用科学项目，例如激光、电子计算机和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尚属空白。它们的诞生，得益于我们先前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突破。然而，目前被认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应用科学，未必在二三十年后仍能保持其相同的效用。
“若欲发展未来的应用科学，必先夯实今日的基础科学之基。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育问题。
李政道整夜笔耕不辍，我终于完成了这份《补充说明》。翌日清晨，便将这份《补充说明》呈递上去。周恩来同时，针对5月24日将举行的会晤，已向与会全体人员发放了相关资料。他力求将道理阐述得更加透彻，以期中国领导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他对于祖国科学技术及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热切期望，以及他渴望祖国早日繁荣强盛的真挚愿望。
毛泽东当“裁判”
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尽管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参观、交流、授课等活动不断，但他心中始终牵挂着回国后为推动国家科学教育振兴提出的首个提案，不禁思考着这一建议能否得到我国政府的认可并得以落实。
5月30日，即李政道夫妇将于北京访问次日清晨6点结束。李政道接到意外通知。毛泽东主席将接见他们夫妇。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亲切接见了李政道先生。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坐沙发上，见李政道来了就起立。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便风趣地调侃道：“既然有上海，那是否还有‘下海’一说？”李政道纵然在上海度过了成长岁月，然而对于“下海”一词却闻所未闻，于是我回应道：“我不清楚。”毛泽东言道：“若言及上海，便不可不提‘下海’，否则便显得不均衡。‘下海’之地，乃是一座小镇。”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令人钦佩。
毛泽东迅速切入正题：“我对你提出关于培养人才的建议表示赞同。然而，你所述及的理论阐述尚不够清晰。”
李政道听毛泽东欣然赞同他所提出的培育基础科学人才的构想，长久以来的担忧终于得到了最权威的回应。然而，毛泽东他又道：“理论阐述得不够透彻”，此言令他心头涌起一股不安之感。
毛泽东继续阐述道：“理论的源头在于应用科学，而理论本身又反过来指导应用科学的发展。”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未曾览阅其《补充说明》。鉴于我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之阐释，尚显不足且不够明晰。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与科学领域的阐释存在一定差异。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述了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个人见解。李政道事实上，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理论与实践的简单对应。基础科学拥有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而应用科学亦然。基础科学致力于探究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而应用科学则是基于这些规律进行创新与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就，不仅能够为应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启示，更是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会面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在人民大会堂提出的选拔与培养青少年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赞同，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观点的认可，更是对青少年科学教育事业的坚定支持。江青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结论终于尘埃落定，这不仅为我国政府采纳并实施此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这一举措的实施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周恩来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活动。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沉默不语。李政道彼时亦感迷茫。毕竟，那些资深科学家们都明白基础科学的价值以及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之紧迫性与重要性，为何却不公开发声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在与久违的老友以及远在他乡的亲人交谈中，他们方才了解到，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尤其是——江青在众人眼中，科学家们往往被视为“臭老九”，他们是那些必须被揭露和批斗的“反动权威”。幸好得益于中央的庇护，他们才得以免受批斗的厄运。“你身为美国人，又是受邀的尊贵嘉宾，自然担当了这份荣耀。”江青没事，老科学家若能像您这般...江青“提及‘对阵’，这词早已被人批判得体无完肤，甚至可能招致牢狱之灾。”
李政道夫妇二人听罢，连声“呃、呃”，似乎有所领悟。他们对这些资深科学家的处境与心境感同身受。
后来，他们得知，就在周恩来在接见他们之际，我国正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而“四人帮”则暗中蓄谋，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周恩来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困境之际，他对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提议获得了支持，并表示“完全可以试一下”，这无疑是在承担着政治风险，实属不易。幸而毛泽东唯有表示“赞成”，方能标志着“建议”的最终被采纳，否则，未知的风波或许将随之而来。
李政道震惊不已。
最后交代：因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经长期酝酿，选拔并培育青少年基础科学人才的策略终于得以实施。然而，这一进程却历经了将近四年的漫长等待，期间所遭遇的种种挑战与阻力，仿佛重重叠叠的山峰，让人望而生畏。直至1978年，拨乱反正的工作得以展开，方才为这一策略的顺利实施扫清了障碍。方毅同志肩负副总理重任，并主持科学教育领域的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李政道经过慎重考量，相关建议终于被纳入了工作议程。当年三月，中国科技大学正式设立了“少年班”，标志着我国首个专门培养少年大学生的集中教育基地的诞生。该班首期共录取了21名学员，平均年龄仅为14岁，其中最小的学员年仅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他发来贺电。“英才辈出，创新正当青春年华；桃李满园，教育彰显数海浩瀚。”
自1978年设立以来，少年班的表现一直出色。截至2002年，已成功招收了26期，共计999名少年大学生，其中767人已顺利毕业。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教学改革试点班”。至2002年，该试点班已迎来18届学生，共727人入学，432人完成学业。据统计，少年班毕业生的80%成功考取了国内外的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取得了博士学位。众多毕业生成长为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荣获各类科学奖项。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在动乱的“文革”时期，提出了在青少年中培育基础科学人才的宝贵建议。彼时，他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访问我国，目睹了教育领域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所遭受的严重破坏。教学活动被迫停滞，教师们遭受打压，被迫边缘化，而那些优秀的学生则被送去“接受再教育”。基础科学及其人才培养遭受了否定和歧视，科学事业，尤其是基础科学，正面临着人才断层和后继无人的严峻挑战。李政道先生是期盼他的倡议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我国基础科学事业，并推动基础科学人才的培育工程。我们应着力抵制对“极左”派对基础科学领域及其人才培养所造成的破坏性冲击，而不仅仅局限于从青少年中选拔和培育基础科学人才。
看来，李政道教授的目标已然实现。实际上，尤其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李政道在教授重返祖国进行访问之际，他屡次重申了对基础科学之重视与振兴的必要性。他提出，必须通过多元化途径来培育基础科学人才，尤其是他强烈主张派遣杰出青年赴美国知名高等学府深造。他不仅倡导此理念，更亲自投身其中，身体力行。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致力于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成功孕育出千余名科技领域的杰出人才。至2008年，该计划已成功造就了915名博士毕业生，以及3800多名“䇹政学者”。——编者注
